《胭脂》是无妖无鬼的公案小说，胭脂案延续了蒲松龄以曲折离奇见长的着文特征。兽医卞翁之女胭脂，送闺蜜王氏出门时，丧妻不久的鄂秋隼恰好路过，胭脂对其一见钟情。鄂秋隼为王氏同乡，王氏戏言愿撮合二人，胭脂当真，后因久候未得到回音而病。王氏得知，当做笑话讲给姘夫宿介。宿介久慕胭脂，次日即冒鄂秋隼之名，去胭脂处谋求私合，遭拒。宿介在窗外苦求，终带走绣鞋一只作为信物。当晚，宿介又去王氏家投宿，不慎遗落绣鞋。恰巧对王氏心怀不轨却屡次遭拒的无赖毛大前来，意欲以王宿之事相挟，不意在窗外拾到绣鞋，且窃听得宿介讲述去胭脂处的经过。毛大喜出望外，离去。数日后，毛大持绣鞋前往胭脂家，误至卞翁住处，卞翁发现后持刀追出，毛大为脱身夺刀杀死卞翁，仓皇中遗落绣鞋。以此，胭脂误以为系鄂秋隼又至，遂告至邑。鄂秋隼屈打成招，经邑、郡两审被判死刑。该案在济南府复审期间， 知府吴南岱发现证据存疑，改判鄂秋隼无罪，宿介待秋决。宿介给山东学使施愚山写信，施公向省级军政、司法官请示，移来案件再审，最终真凶毛大归案，胭脂与鄂秋隼成婚。公案小说是我国古代法治文化和传统的载体之一，胭脂案对当下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。

　　事虽暗昧，必有其间，此为镜鉴一。案件发生后，当凭借证据推演法律真实，并使其尽可能接近客观真实。该案邑审阶段，忽略了鄂秋隼再次前来找错场所这一疑点，对绣鞋持有者未予详查，遗漏了关键证人王氏。复审阶段，证人王氏、绣鞋持有者均纳入考量，然仍未排除宿介第二次误至汴公处之疑点，证据收集不全面，证据材料间存有矛盾，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。施公办案抽丝剥茧，尽管最终采信的证据靠刑讯获得，但刑讯毕竟是我国古代的合法审判手段。

　　当然，文中描述并不严谨，刑讯适用亦有法定前提，刑具规格、刑讯程序也有规定，而《胭脂》所写刑具与刑讯次数均有违背。蒲松龄满足了老百姓追求实质正义的朴素愿望，但未能呈现当时的程序要求。

　　哲人折狱明，良工用心苦，此为镜鉴二。不仅施公再审期间“反复凝思”，吴南岱复审时也因“疑不类杀人者”而“筹思数日”。而施公劈头问出“鞋遗何处？”更可见其把握案卷材料之细之准。至于在城隍庙审讯，则是利用了犯罪分子做贼心虚及企图逃避罪责的特殊心理，使其在数个犯罪嫌疑人中暴露出来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科技成果层出不穷，对办案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。然而在推广办案技术应用时，审判的主体仍是人。世事纷繁芜杂，科技不能完全替代审判者的生活经验、情感分析与逻辑思辨，“良工用心”仍是公正审判的基础。

　　公正且无偏，文质可兼美，此为镜鉴三。《胭脂》案判词为骈文，尽管其依据是封建社会道德标准，仍有可取之处。对宿介，否定其行为不轨，又肯定其对弱者之怜惜，“稍宽笞扑”且“姑降青衣”；对胭脂，肯定其葳蕤自守、缧绁苦争，竟责成县令为其作媒。判词在辞藻华丽、对仗工整、用典频繁的外观下，分析事理、明辨是非，不拂人情、不违法意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。《胭脂》案判词在加强文书说理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可惜其附带民事部分判词无视“居丧期间不得婚嫁”要求，成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风流雅事，却留下了适用法律的漏洞。

　　好在胭脂案的粗疏之处在演绎作品中得以补足，1963年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，看了浙江越剧团演出的《胭脂》，之后写了首诗并亲笔题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：一念之忽差毫厘，毫厘之差缪千里，胭脂一剧胜神针，启智纠偏观者喜。在当前提高全面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进程中，需更加重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。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兴盛的当下，应提升文学家的法治素养、丰富文学作品的法治内涵，切勿因文学作品造成公众对实体法、程序法的误读，成为法治文学史之憾。

　　（稿件来源：人民法院报、中国普法网  作者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 张纵华）